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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守一

实在没想到，刚刚过去的元旦，燃放烟花在很多地方起了新争议。

12月31日晚，河南郑州郑东新区千玺广场附近，上万市民聚集在地标建筑玉米楼附近，不少市民现场燃放起了烟花。

而郑州自2016年1月1日起，已经全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。所以面对这公开违规行为，郑州警方回应称，他们当晚劝阻贩卖烟花人员50余人，劝导燃放烟花爆竹群众上万余人次。

不仅是线下，线上最近也为要不要开禁烟花燃放吵得不可开交。微博甚至还出现一个热搜，#法外狂徒烟花版#，不少地方的市民都在用实际行动挑战燃放烟花的禁令。 支持开禁燃放烟花爆竹的理由都差不多，除了延续传统文化之外，还有新的说法是，疫情把大家都憋坏了，今年既然防疫放开了，不如让大家也放放烟花爆竹，热闹一下告别压抑的氛围。 自由燃放烟花的从前，还回得去吗？这话题让我不禁想起差不多十年前还在报社工作的时候，那时候每到春节，要不要禁放烟花爆竹，就成为最热的话题。我作为评论版编辑，每年都要组一批稿件，从法律专家到经济学者再到环保专家、民俗专家，让他们从各种角度去辩论燃放烟花爆竹的利弊。 那时候我都不敢相信，几年之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，会成为各大城市的通行做法，甚至有的地方农村地区也变成了禁放区。当时觉得牢不可破的传统风俗，说改也就改掉了。 现在回头去看，禁放成为普遍选择，并不是毫无道理的。支持燃放烟花爆竹的最大理由，是拥护传统文化。但是反对燃放，却有很多实际的考量。 简单列举一下，除了呼声最大的环保，还有减少社会风险。现在去搜索一下，也能发现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之前，每年春节期间，各地都有不少受伤去医院的。 比如北京，2017年春节七天有169人因为燃放烟花爆竹受伤，年龄最大的82岁，最小的才2岁。伤者中甚至有人被迫截掉拇指。 再比如2019年的昆明，仅昆医附二院烧伤科，春节期间就接诊100多因烟花爆竹受伤的患者。 除了个体的人员伤亡，不少地方也有因燃放烟花爆竹导致的火灾。最为人所熟知的，应该是2009年元宵节，央视新大楼因违规燃放烟花引发火灾，外墙大面积燃烧，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众所周知。 为了降低风险，每年春节期间，警方、消防、环保等部门，都要严阵以待，为此耗费的社会资源，显然也是相当巨大的。 如果抛开人的主观感受，只是从客观利弊分析，禁放烟花爆竹，可能是更为“理性”的选择。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，燃放燃化爆竹都是一种“浪费”，何况还有很现实的安全隐患。 可是这种说法，在很多拥护燃放烟花爆竹的人看来，注定是要挨骂的。因为所谓传统，很多时候就是非“理性”的，或者说，这是一种无法简单用金钱、空气指数、安全隐患指数来权衡的“理性”。 无论禁放派能给出多少理由，拥护烟花爆竹的一方都会给出朴素而强硬的质疑：老祖宗放了上千年的烟花爆竹，不也一代一代活下来了吗？这其实就不是在讲道理，而是在表达情绪。 可是当个体情绪变成大众情绪变成时代情绪的时候，一样可能拥有改变的力量。疫情三年，突然的政策大拐弯，背后当然可以分析出无数的道理。但是最直观的感受，可能是弥漫的无法忍受的大众情绪，变成了直接触发改变的力量。 所以在线上线下冲击燃放禁令的情绪越来越浓烈的时候，还没成为新传统的政策有没有可能出现裂缝？个人觉得是有可能的。 如果有太多的人真的很想回到从前，那从前就有可能循环成为未来。 我个人对是否燃放烟花爆竹没有太强的立场偏好，放不放都能接受。只是觉得，一个公共政策如果太容易被社会情绪影响，终究不是好事。当社会情绪凑巧吻合进步方向的时候，可能会造成好的结局，可如果情绪只是一种非理性的怨气呢？ 所以，结果重要，程序同样重要。而没有形成能吸纳最广泛意见的决策程序，可能结果就很难得到持久的尊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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